特别地，欧洲公法严格区分文明与野蛮：文明国家间战争法只适用于具有主权的欧洲民族。

今天我们网络那么发达，原来我们上网很难啊，以前我们见面很难，现在我们见面很容易，大家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地表达，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最高法院也是审时度势做出来这么一个决定，推动后来的法院对许霆做出改判5年。完成一个好的判决，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当下所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任务。

所以对法官的打动正是运用了这前边的两个论断而做出的行动。正是在和祖飞律师交往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可说亲身见证了他的重大学说――心学法学或者称为良知正义论的出场。我认为，张建问题朱祖飞问题这两者之间可以契合起来。那我第一次见朱祖飞大律师呢，应该是在郑州大学的一次会议上。那么在认识论上它是不可认识的，所以这里面就可以延伸出一个概念——相对于法律本体的法律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谢晖老师的评论，他认为良知正义论是补充性的，那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有看透良知正义论的宏大诉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就提出来一个很震惊的理论——人为自然立法。施米特认为，一战及国际联盟根本摧毁了欧洲公法。

而且，两者呈现互动的关系：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法律的重大变动，如日本的战败导致战后宪法体制的巨变，特别是新宪法中和平条款的确立。两者分别从内外两个维度确立国家的认受性。领主国家间的宗教战争导致欧洲大混乱。而该书揭示，在《巴黎非战公约》之前的旧国际法中，战争从来都是一项法律制度和权利。

继而，君主国家不断转向对君权的限制，出现了领土国家。重大的国际政治变动改变了国际法的基本制度

此种情况下，讯问工作不是为了核实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而仅仅是为了获得认罪供述。实践表明，不同类型的证据具有不同的证明价值，也存在特殊的证明风险。法官在更衣室中披上法袍，并不能免除各种偏见的影响。关于司法不公的成因，尽管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然而，科学探究司法不公的隐性风险，摆脱法律职业的思维定势，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

科学认识社会环境对犯罪的重要影响，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与犯罪治理密切相关。但实际上，相对于威慑或者剥夺犯罪能力，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才可能是惩罚的终极原因。只有洞察司法制度隐藏的不公正因素，才能保持对正当程序的自觉，铭记正当程度的实质。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旦遵守规则本身成为唯一的要求，变相规避规则的做法就在所难免。

司法不公是制度改革的催化剂。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警察、律师和法官，都会基于有罪推定心态看待整个案件，以致错误判断在案证据的证明价值。

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检察官还可能以实现正义为由实施不法行为，这种以恶制恶的心理很容易扭曲司法公正。为避免法官潜在的偏见，可以探索引入虚拟审判，等等。

诚然，DNA不会为了迎合指控而自动重排序列，但DNA证据的解释却可能存在错误，此类失真风险显然不容忽视。还有35%的受访者能够回忆起那个并不存在的视频中的特定细节。鉴于一些新科学证据尚未达到绝对的确定性，可以考虑对控辩双方设置差异化的证据门槛。例如，法官在早晨所作的裁决与午休之后作出的裁决可能存在差异。我们努力构建和维系的理性司法制度，一旦面对强烈的报复心理，法律的程序保护就可能变得软弱无力。唯有理性认识证据风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司法决策出现失误。

例如，为弥补记忆的缺陷，可以推广使用录音录像系统。警察有时甚至会将那些只有真正的罪犯才知晓的隐蔽信息有意或无意地透露给犯罪嫌疑人，以便基于这些事实细节增强认罪供述的可信度。

问题在于：法官极少承认自己存在偏见，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摒弃偏见因素。那些并非凭空捏造，但却契合司法预期的虚假记忆，很容易促使法官形成虚假的内心确信。

检察官为何隐匿无罪证据？这究竟是个体职业伦理缺失，还是制度偏见使然？如果了解人们对欺诈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动机，就会认识到，许多检察官不是故意欺骗被告人，只不过是非常善于欺骗自己。有些程序规则并不能真正限制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沦为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法律。

龙勃罗梭（Lombroso)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试图通过体貌特征推测人的本性，这种犯罪理念无疑带有一定的偏见性和误导性。例如，盛行美国的雷德讯问方法，非但难以纠正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说谎的错误直觉，反而可能助长讯问过程的心理强迫。我们充分运用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加强对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学探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完善现有的刑事程序。为避免现场勘查遗漏关键证据，可以探索使用现场影像重建系统。

证人证言是最残忍的证据，也是潜藏风险最大的证据。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多数场合下，我们都是以直觉感受而不是确凿事实作为风险决策的依据。

唯有正视司法潜藏的制度偏见，摆脱传统司法的教条和迷信，才能祛除司法公正的制度痼疾。这种确证偏见的心理动机，以及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的办案模式，可能对司法程序的运行和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鉴于此，为了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应当坚持透明的司法、免于强迫的自由和建立在证明基础上的公正。从心理学角度看，与故意制造虚假证据等作为相比，隐匿无罪证据等不作为，更容易作出合理化解释。

为避免专家证人的偏见，可以聘请中立的专家。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法官，也很容易受到专家证言的误导。毋庸讳言，如果随意利用程序和规则玩弄司法，那将是一种更大的不公正。唯有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才能推动真正的制度创新，并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司法系统的错案等问题。

刑事程序在起始环节，就容易埋下偏见的种子。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猜测性，等等。

辨明真相与谬误，是司法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法官的职责使命。而以正义之名施加的惩罚，也往往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

不过，研究者又将该份生物证据提交其他17位专家，但并未提供任何背景信息，结果，只有其中一位专家认定现场检材的DNA与犯罪嫌疑人的DNA吻合。如果警察先入为主地将犯罪嫌疑人的可疑行为视为欺骗，并认定其是真正的罪犯，在讯问时就会体现出更大的偏见，表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度，甚至可能谎称掌握原本并不存在的有罪证据。